慈禧在位时没人动乱,为何慈禧死后才开始大乱?
本文摘要:作为一位在落后挨打的晚清时代,执掌近代中国大权四十七年的大清实际统治者,慈禧太后一桩常被历史票友拿来涂金的事情,正是她死了大清才乱。 在他们看来,别看这位老太后曾两次扔下京城跑路,败仗打了一堆,丧权辱国的条约签了一堆。但她直到生命最后时刻,

作为一位在落后挨打的晚清时代,执掌近代中国大权四十七年的“大清实际统治者”,慈禧太后一桩常被“历史票友”拿来“涂金”的事情,正是“她死了大清才乱”。

在他们看来,别看这位“老太后”曾两次扔下京城跑路,败仗打了一堆,丧权辱国的条约签了一堆。但她直到生命最后时刻,还能牢牢把持清王朝大权。轰轰烈烈的反清运动,也大多是在她身后才闹得风起云涌。以这个意义说,这位老太后简直是“威慑力十足”嘛。不少近代题材的影视剧里,也跟着各种涂金,给慈禧太后增加了不少“英明睿智女强人”的人设,“慈禧不死清朝亡不亡”的讨论,也在“票友”间十分火热。

那放在真实历史上,慈禧太后的“威慑力”,真的有这么强大?

其实,就以治国眼光来,慈禧太后比起同时代的“顽固派”或“晚清权贵”们,确实也有强大之处。且不说甲午战争前,她对“洋务运动”的各种力挺,以及对“收复新疆”“民族造船业”的各种支持。就说“庚子国难”后,她也十分明白,大清不能像以往那么活了。“庚子国难”时她离京西逃,跑到西安后就发上谕,要求各地封疆大吏针对“如何而人才始盛,如何而度支始裕,如何而武备始精”等问题,“通限两个月,详悉条议以闻”。

可以说,对当时晚清王朝“缺人”“缺钱”“兵弱”等弊病,慈禧比起那些晚清政坛上满嘴高调的清流,以及饱食终日的“王爷”们,确实要明白得多。

而在庚子国难后,她人生最后六年的执政生涯里,她强力推行的“清末新政”,其内容也不乏进步之处。诸如“废科举”“练新军”“兴办商务”乃至“预备立宪”等内容,样样对中国近代史有深远影响。那是不是可以说,倘若慈禧再能“长寿”几年,大清就能多撑几年?当然不是

首先一个要明确的真相是,“有眼光”“有手腕”的慈禧,始终也没改变一个痼疾:有权任性。

她的“任性”,单看她“庚子国难”后狼狈的逃亡路,就叫人唏嘘不已:明明是扔下京城,被八国联军打得西逃。可她逃跑这一路上,依然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特别是她在山西的五十三天,正是山西遭受空前旱灾的灾年,但不管不顾的慈禧,途径每个县,都要压榨当地几十万两白银,单是她“跑路”时的伙食,比如在侯马镇一地,就征用八十多个厨子,摆了一百零八道满汉全席。在西安的几个月里,每天都是一百多道菜。这哪里是“逃难”,分明是“度假”。

而且,慈禧并不觉得她有多奢侈,以她自己的话说:“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,今可谓省用”。国难当头,哪怕被打成这样,慈禧放不下的,依然是她自己的好日子。这样的贪婪与自私,多好的“治国思路”“治国眼光”,最后也必然跑偏。

于是,看上去“思路很美好”的“晚清新政”,在慈禧太后的六年折腾下,很快就迸发出了大毛病:不可救药的腐败。

晚清的腐败,在“庚子国难”之前,就已经烂到骨头里。“新政”开始后,当时的晚清官员梁士诒就叹息说“太后维新, 主媚外以安天下, 惟所用非人, 对守旧泄沓诸臣, 意存瞻询, 不肯决意淘汰 。”这么一个统治阶层,“新政”效果也可以想。单是慈禧视为心腹的军机大臣奕劻,就把日常行政开成“庆记公司”,大小官职都是金钱开路。甚至就是在慈禧在世时的1907年,爆出了“段芝贵行贿奕劻十万两白银谋求黑龙江巡抚”的丑事,闹的中外瞠目结舌。

其实,这类丑事放在那时大清,早已是司空见惯,单是在奕劻的操作下,邮传部尚书的价码就暴涨到六十万两白银。为求官能花这么多钱,这帮人上任后,当然要想方设法“回本”,同样是慈禧当政时,新任的山东巡抚杨士骧,到任后就先搂走了十万两漕银。看上去红红火火的“新政”,对于这些高官们来说,不过是打开了新的“搂钱”门路。

高官们如此,底层官员,那更是有样学样。就以当时清王朝臭名昭著的“赌风”来说。当时的情况是,“宫廷既倡导于上, 而外王公大臣, 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 属, 竟以麻雀为消遣款客工具”。“赌博”的风气从慈禧太后开始,一路遍布各级衙门,种种权钱交易,就这么不知不觉“赌”出去。“,麻雀不可不打, 而麻雀又变酬应为宦阶也”更是官场共识。

小官们的腐败水平,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,也是越发突破尺度:1905年成立的京城巡警厅,其主要的财源,竟是“收妓院保护费”,好些原本“地下”的妓院,这下公然打出了“奉宪设立”的招牌。湖南候补道张赓飚在总办劝工院任上,一人就侵吞了十万两银子的公款。湖北巡警道冯启均,仅在武昌汉口两地,就刮走了白银二十万两。所有这些“捞钱新花招”,无不是搭了“慈禧新政”的便车。

而这种种折腾法,最终买单的,还是晚清的老百姓。

于是,与晚清新政相对应的,就是慈禧人生最后几年,晚清百姓越发苦难的民生。打着“新政”的旗号,晚清的各级官府无不巧立名目,加剧压榨百姓。比如最基本的田赋,在1900年以前,不过每年3000万两。到1903年,就暴增到每年3700万两。而且这在晚清的苛捐杂税里,都算是涨得少的——田赋之外,还要加各种“捐”,比如“警捐”“学捐”等。所谓“办新学”“警政”等改革,就是官员们捞钱的新花样。只这几样,增幅就是田赋的两三倍。另外还有盐酒糖等各种加派,样样叫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当时流行的一首诗,就足以说明慈禧在位最后几年,大清“新政”下的苦难民生:新政纷纷次第兴 , 国民担任力难胜 , 谐来议去皆筹款 , 但见捐输日日增。

这样的“新政”,从慈禧最后几年到辛亥革命前的载沣“摄政”,几乎一脉相承。十年之间,清王朝爆发的民间抗暴抗税风潮,多达1300多次,“民变”几乎年年发生,“几乎无地无之,无时无之”。慈禧就是再有“威慑力”,也是拦不住。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,说是“意外”,不过是水到渠成——选择靠腐败和竭泽而渔维持统治的清王朝,注定无法长久,慈禧的“威慑力”,除了在近代史上敲响警钟,对于大清国祚,已是没什么用。

参考资料: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《屈辱的岁月,奋斗的征程》、陆兴龙《清末新政对民生问题的恶性操作与社会矛盾的激化》、聂立申《论腐败对清末新政的影响》、孙立萍,陕劲松《流亡日志:慈禧在山西的五十三天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