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·北京文化论坛丨索罗宁:人类何以从文明起源的“共性”,走向前途命运的“共建”?
本文摘要:人类的共同起源即是“共性”,代表了我们“共建”的前途。“尊重”即代表我们“共建”的过程、和谐圆融的形态。古人能为之,我们基于文化传承之不断性,也能为之。
  编者按:   2023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。本届论坛升格为国家级、国际性论坛,以“传承·创新·互鉴”为永久主题,以“传承优秀文化 促进交流合作”为年度主题,致力打造文化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、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平台、文化创新发展的合作平台、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平台。      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,约访出席该论坛的部分境内外专家学者,围绕中外文化交流、文明互鉴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。稿件自9月11日起陆续播发,敬请垂注。

  中新社北京9月11日电 题:人类何以从文明起源的“共性”,走向前途命运的“共建”?

  作者 索罗宁 俄罗斯汉学家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

  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两个抽象的概念,但二者所蕴含的实质内容,均有着相对应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支撑。

  所谓“多元性”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、地理、语言之不同而形成的。所谓“共同体”乃是基于人类统一起源,代表人类共同追求和期望等。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现代的说法,但人类思想自古以来都存在着类似的想法。哲学、宗教、文学等领域承认人类内部差异的同时,同样强调人类命运的共同性,也强调人类的共同命运。

  文明不可独立盛兴

  作为研究中古史和中亚的学者,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普遍性。这就是说,从来没有一个文明是完全独立盛兴起来的,甚至最“隔离”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、苏美尔文明,以及“隔离”的语言如古西伯利亚羯语中,都可以发现与其他文明互动交接痕迹。甚至在基本没有借词的梵文词汇中也有小部分的外来词。有时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,我们仍无法从科学角度正确处理这些痕迹,但其客观存在是无疑问的。

  应该提出的是,文化交流的范围包含人类生活各种不同方面。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语中与“建筑”有关的词汇均来自古汉语,同时古汉语中与“马”相关的说法可能来自某种印欧语。所以无论从语言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来看,都可以发现丰富的文化交流痕迹。文化、语言等交流引起文明之间的交融,甚至导致了圆融文化的形成。圆融文化可见于东方和西方文明历史上,其中公元前地中海地区希腊风格(Hellenistic)文化就包含了希腊、埃及、叙利亚等的融合。中华文化在境外的传播,使得周边不同民族大量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内容,也就是引起圆融文化的盛兴。

  圆融文化盛兴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共同体。不同民族虽然有其特色和差异,但基本来源是一致的,也是共同的。人类的祖先是共同的,并且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所有语言均是从某种“世界语”产生出来的。“世界语”并不是某种最早的或唯一的语言,是所有存在语言的祖先语言而已,其他上古语言则消失无踪。就因为存在如此共同的基础,人类不同成分才能够相互理解,发展共同的语言,人类之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。简单来说,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同语言基于共同原则,我们才可以学外语,可以旅游,看懂国外电影、欣赏表演和听音乐。

    殷墟甲骨文。图/视觉中国

  “多”与“一”

  从以上内容可见人类的共同性。传统中国哲学早已体会此道理。可见儒家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”的观点是正确的,也就是代表这个道理。“人之初”的说法不限于个别民族,具有普遍性含义。“性相近”代表共同体,“习相远”代表文化的多元性。“性”是先天的,“习”代表文化,是属于“后天”的范围。这样可见,“共同性”导致人类的“共同命运”,而人们所学的不同内容界定人类文化的“多元性”。

2023年7月29日,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运动员联欢会在成都举行,美国运动员杜恩(左)与川剧演员互动。王磊 摄

  可见,就是因为有共同体才能有多样性。同样,汉传佛教比较早就有“非一非异”的说法,其实也代表类似概念。其内容与“多元”和“共同”颇为接近:各种不同现象虽然有其独特价值,值得我们尊重、学习和研究(即是“非一”),我们也得承认其核心内涵不互相否定(即是“非异”)。也可以说,表面上森罗万象,一个毛孔里也能包容琳琅满目的实物。汉传佛教所谓“开种种之门,方便虽陈于万法。入圆圆之海,旨趣皆归于一乘”的说法属于宗教意义,实际上代表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追求,其实现途径可以是不同的。这些不同途径的会合才是“圆融”的意思,即“多元性”文明之间的交融才是人类共同愿望的实现。

    (合成图片)图/视觉中国

  “多元性”以“多”字为主,“共同命运”可以总结为“一”字。我们从传统中国思想可以知道,无论是“多”、还是“一”并非是绝对意义的范畴。相反,只有“多”才能有“一”,“多”也是由许多“一”组成的。如此,中国传统思想中“一即多,多即一”的理论,早已反映于“多元性”和“共同命运”的内容之中了。“一”有其具体价值和意义,但不否定许多“一”的共同“理”;共同“理”也支持个别“一”的独特价值,即是所谓“事事无碍”。

  我们需要尽早体会这些思想,并以之为人类互动交流的指南和基础。古人早已了解这些道理,我们也得学其之道。

  在人类文化中,自古以来都有共建命运的前提。文化传统一贯古今,即是古代的内容值得我们现在了解和学习。人类的共同起源即是“共性”,代表了我们“共建”的前途。“尊重”即代表我们“共建”的过程、和谐圆融的形态。古人能为之,我们基于文化传承之不断性,也能为之。(完)

  作者简介:

  索罗宁,1969年生人,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博士毕业,曾任圣彼得堡大学、台湾辅仁大学、台湾佛光大学等学校教职员。2010年任美国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,2013年迄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研究领域为西夏研究,宗教历史研究,语言学,文献学等。共在国内外不同顶级期刊发表数篇文章。专著有《西夏汉传佛教文献研究》,《大鹏展翅:藏传新旧密咒在西夏传播》,Santideva'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 (与荒川慎太郎共著)等。

【编辑:姜雨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