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:文艺作品中“高加林”为何那么多
本文摘要:◎曾于里 改编自路遥1982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《人生》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正在热播中。一部10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改编成37集篇幅的电视剧,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改编,这也让剧集面临一定的争议。 不过,《人生之路》虽然增加新的人物、新的剧情,但它总体上还是

◎曾于里

  改编自路遥1982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《人生》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正在热播中。一部10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改编成37集篇幅的电视剧,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改编,这也让剧集面临一定的争议。

  不过,《人生之路》虽然增加新的人物、新的剧情,但它总体上还是恪守了原著的精神内核,即让小说的“高加林难题”贯穿始终。所谓的“高加林难题”,其实就是小说扉页里引用柳青《创业史》中的那段话: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、没有岔道的。有些岔道口,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,事业上的岔道口,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,你走错一步,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,也可以影响一生。”

  从小说到剧集,都着重于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来将这个选择难题具象化了:高加林为了追求更好的前程,放弃了深爱着他的乡下姑娘刘巧珍,用小说中所援引的信天游唱词就是“哥哥你不成材,卖了良心才回来”。虽然剧集为高加林、刘巧珍的故事增加了后续,譬如他们都到了上海打拼,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人生,但剧情中的高加林同样一度“卖了良心”——他辜负了巧珍。

  国外文艺作品暂且不论,国内文艺作品中的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高加林,从来不是个例。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的“负心汉”戏曲,比如王魁、陈世美,到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再到这些年的一些热播影视剧——比如《致青春》里的陈孝正、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的石小猛,这个叙事传统源远流长。主人公一般都曾是“穷小子”,他们在人生攀爬过程中遭遇了要爱情还是要事业的“高加林难题”,并纷纷做出过错误的选择。止于对“高加林”的道德评判是粗浅的,“高加林难题”背后隐藏的社会症结值得更多省思。

  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

  在小说《人生》中,长相俊美,也拥有一定文学才华的高加林高考落榜,乡村学校代课教师的位置又被村主任高明楼挤占下来,心高气傲的他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。就在这个时候,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向高加林表达爱意。高加林一方面被刘巧珍打动,也从恋人的崇拜里重获某种自尊,可另一方面,他又对这段恋情带有懊悔的情绪,因为这意味着他可能要一辈子绑定在农村的土地上了。小说中反复描写了高加林的懊悔心理:“他感到这样一来,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”“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,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。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,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;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……他还年轻,只有二十四岁,有时间等待转机。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,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”。

  所以,在高加林被动“走后门”成为县委通讯组的通讯干事,并在县城里大展拳脚,人生看似要飞黄腾达时,他对刘巧珍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。当县委常委、县武装部长的女儿黄亚萍向高加林表白时,高加林一番抉择后,抛弃刘巧珍而与黄亚萍在一起。高加林的抉择是出于强烈的功利化诉求,小说中这样写道:“他反复考虑,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,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——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!不仅如此,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,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!”为了避免自己“心软”,高加林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:“不要反顾!不要软弱!为了远大的前途,必须做出牺牲!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!”

  不料,黄亚萍前男友张克南同样是有背景的家庭,张克南的母亲一气之下举报了高加林“走后门”,最终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被撤销,送回所在大队。“哥哥你不成材,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信天游响起时,回到乡村的高加林又是一无所有的状态,刘巧珍也已经嫁给马栓。但乡村依然敞开胸怀接纳了高加林,高加林悔不当初,也大彻大悟。

  《人生之路》改动了高加林的“前史”:他高考时成功考取大学,但高明楼暗箱操作,让自己的儿子高双星(剧中的原创角色)顶替了高加林的名额上了大学;之后高加林成为一名乡村教师,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中,却又因为学校合并教师名额缩减,错失转正资格……到这里,剧集接续了小说的情节,刘巧珍向高加林表白、高加林接受了刘巧珍;尔后高加林成为县委通讯员后,黄亚萍追求高加林,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。

  《人生之路》同样改动了高加林的“后传”,续写了小说“并非结局”后的结局:一直坚持写作的高加林,小说获奖前往上海,并进入上海的报社工作,凭借写作才能重新闯出一片天地;嫁给马栓的刘巧珍为了给女儿治病也前往上海,同样在上海开辟了更广阔的事业……

  这个“后传”,显然让《人生之路》的主题更为宏大且正能量了。但剧情的精华仍然是小说中的核心部分,即高加林在爱情与事业中的抉择,经由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人生弯路,促使观众思考年轻人的处境与出路。

  对“高加林们”仅作道德批判是不够的

  诚如开篇引言所说,国内文艺作品中的“高加林”并不鲜见,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“负心汉”,是国内文艺作品的重要母题。在遥远的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里,就有“女也不爽,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,二三其德”的叙述。不过民间故事里的“负心汉”,最为知名的往往是那些赴京赶考的穷小子。

  在陈世美之前,宋元戏曲中的“负心汉”王魁臭名远扬。穷小子王魁下第失意,受桂英资助,与桂英盟誓不负,后唱第为天下第一。王魁私念桂英玷辱其科名,寄书与其相绝。桂英愤而自刎,化为魂魄向王魁索命,“数日,魁竟死”。

  到了明代,陈世美的故事取而代之,经由戏曲和小说不断完善。陈世美高中进士之前,也是穷小子,家境贫寒。十年苦读,家里全靠结发妻子秦香莲支撑。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,就被宋仁宗招为驸马。秦香莲久无陈世美音讯,携子上京寻夫。陈世美不肯与其相认,甚至派人追杀妻儿……陈世美的故事流传甚广,不仅在于故事曲折,也在于它契合民间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的朴素正义感。《人生之路》中,高加林抛弃刘巧珍后,刘巧珍的父亲也是用“你比那陈世美还坏”怒骂高加林。

  再之后具有国民知名度的“负心汉”,就出自路遥的《人生》。不同于以往“负心汉”形象的单一和负面,作为经典的文学形象,高加林的意义在于他具备的人格复杂性,他不是一个扁形人物。固然他抛弃刘巧珍的行为遭遇读者的普遍诟病,但他人格中也存在一些优点。高加林既自尊又自卑,既有才华又自恃清高,既吃苦耐劳又脱离群众,既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坐享不正之风……除此,高加林命运中的一些不幸也获得读者的同情。假若不是社会的不正之风在一开始剥夺了他应有的权益,或许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一步错、步步错。

  进入大众影视时代,经典的“高加林”取代了传统的“陈世美”,成为文艺作品中的经典模板,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不少高加林的“分身”。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的石小猛,堪称“北漂版高加林”。石小猛来自云南农村,高考时拼死拼活,最终进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。毕业后,石小猛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,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、省吃俭用。三年后,石小猛东拼西凑付了5万定金在五环外买了一套38平方米的公寓,只要拿到老板允诺的一笔8万元的业绩奖金,他就够付首付了。他与从云南来到北京的女友沈冰一起幸福地在畅想未来。

  城市的残酷、人心的冷漠、阶层的板结超乎石小猛的想象。先是公司老总坑了石小猛,允诺他的8万元奖金飞了。而如果他没有如期交首付,5万元定金也要不回来了。再接着,石小猛的富二代朋友程锋看上了沈冰。程锋的父亲找到石小猛,劝说石小猛与沈冰分手,换取金钱和机会。他告诉石小猛:财富和地位才是男人的脊梁,“没有女人的男人还是男人,没有金钱的男人就像是被抽了脊柱的软体动物,永远抬不起头、直不起腰”。石小猛痛苦地接受提议。

  电影《致青春》中,穷小子陈孝正同样为了前途放弃女友郑微,理由是“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,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,不能有一厘米差池”。与郑微的爱情是陈孝正的“误差”,他决定舍弃爱情,用他的青春和尊严去换取机会和前途。

  不难发现,以上这些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著名叙事,主体都是“穷小子”。穷小子为了实现阶层跨越,将自我与爱情资本化了,他们舍弃爱情为的是“往上爬”。对“高加林们”保持道德批判是可行的,但作为一种现象,道德上的批评又是不够的。

  “高加林难题”的批判性

  路遥创作《人生》时,多少受到司汤达《红与黑》的影响。事实上,小说中就提到了高加林与于连的关系,虽然仅仅是外貌上的关联。路遥在描写高加林的长相时,形容他“颀长健美的身材,瘦削坚毅的脸庞,眼睛清澈而明亮,有点像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保尔·柯察金的插图肖像;或者更像电影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·索黑尔”。《人生》发表后,1980年就有批评家发现高加林与于连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之处。

  众所周知,《红与黑》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,司汤达的创作意图并非对于连的所作所为进行“三观”上的指摘,而是要经由于连这样一个年少有为的青年的“堕落”,抵达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。于连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诠释了新兴阶层热情、勇敢、追求自由的精神。但生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复辟时期,个人的奋斗拗不过森严的等级、板结的阶层,最终导致有志青年于连丧失了淳朴真诚的自我,并最终走上断头台。于连的幻灭,也是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平民青年的幻灭。

  固然《人生》最终落在劝诫青年要走正途的结论上,小说末尾,作为叙述者的路遥忍不住出现发出呼吁,“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,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。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,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!而且一旦摔了跤,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;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!”然而,经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逃逸创作者的个人意图,在无形中所具备的难以化约的深层内涵。无论创作者是否有意,《人生》延续着《红与黑》的批判现实主义底色,经由高加林的“堕落”,深刻揭示了时代中存在的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  路遥的《人生》里,时间背景是1980年初,城乡二元格局依然牢不可破,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殊为不易,“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,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”。《人生》中也敏锐地发现城乡不公的问题:“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!一年辛辛苦苦,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,打下粮食,晒干簸净,拣最好的送到城里,让这些人吃。他们吃了,屁股一撅就屙就尿,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,给他们打扫卫生,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!”因为这种不公的横亘,与城市姑娘的爱情结合,几乎是高加林变成城里人、奔赴远大前程的唯一机会。

  阻碍阶层流动的,既有机制的原因,也有外力的干涉。从小说到剧集,高明楼都是摆弄高加林命运的无形双手。而从古至今,有权有势阶层的逐利冲动一以贯之。小说中,路遥对这类人予以直言批判:“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。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,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,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。”

  概言之,无论是《高老头》里的拉斯蒂涅、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,还是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、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的石小猛,这些穷小子都有过纯真灿烂的时刻。他们之所以纷纷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成为“负心汉”、之所以纷纷拿爱情去换前途,症结在于:阶层流动阻塞,穷小子的出路过于逼仄。如此,穷小子就有可能以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为“资本”去置换机会。只要社会流动存在问题,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“穷小子负心汉”的叙事就一直存在,“高加林难题”就会存在。

  回到现实生活中,我们很难说“高加林”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,“卖了良心才回来”的逻辑依然存在。比如“上岸第一剑,先斩意中人”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——如果一对情侣,有一人成功“上岸”,拿到铁饭碗,另一半未能成功上岸,未能上岸的那个人大概率会被甩;人们依然同情巧珍,但也有不少人认同高加林的选择,留言安慰“巧珍们”也去考铁饭碗,“考得比他的单位更好,让他刮目相看”。

  这是我们今天重读《人生》、重启“高加林难题”讨论的必要性所在。只是,批判“高加林”负心当然是容易的,但我们还应思考的是:如何让那些有才华有干劲的“穷小子”体面地实现阶层跨越,而非将他们一再抛掷于残酷的人性考验中,让他们在前途与爱情/良心之间做抉择。

  北京青年报

【编辑:岳川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