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之下,韩国为什么邪教横行?
本文摘要:先说一句:韩国的基督教与韩国邪教是两码事,但后者往往打着前者的旗号招摇撞骗。韩国邪教的发展壮大与基督教密切相关,所以搞清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史,就能把韩国邪教的破事说清楚。 韩国与菲律宾是亚洲唯二的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。2010年,韩国基督徒1410

  先说一句:韩国的基督教与韩国邪教是两码事,但后者往往打着前者的旗号招摇撞骗。韩国邪教的发展壮大与基督教密切相关,所以搞清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史,就能把韩国邪教的破事说清楚。

  韩国与菲律宾是亚洲唯二的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。2010年,韩国基督徒1410万,占总人口的30%。目前,韩国邪教信徒约300万人,占基督徒的18%。算上邪教徒,韩国基督徒占总人口的45%,共计60000余个教会,神职人员占韩国劳动力的1%。

  韩国人苦难的近代史和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形势,使得韩国人长期缺乏安全感,性格争强好胜。为了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,即便是舶来品的宗教也要不遗余力,韩国甚至把自主研发的邪教也搬出来四处宣传。看来,韩国财阀在国内市场饱和后走向海外之余,韩国教会也一样——因为背后都是资本逐利的逻辑。目前,韩国海外传教力量仅次于美国。2006年,韩国共派出15000余名传教士,遍布全国170余个国家。近年,韩国的海外传教士约30000余人。
       

  关于2007年韩国海外传教的“阿富汗人质事件”,参见《当韩国教士沦为囚徒:评布基纳法索人质劫持事件》。

  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,殖民地人民在信仰上会受到殖民者的影响,故不难理解。韩国的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这么发达?

 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麻醉剂,其传播与现实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关系非常密切。起初,朝鲜半岛上主要是比较原始的萨满教。巫师盛装打扮,唱歌、跳舞为民众祈福。随着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传入,古代朝鲜的社会阶级制度反而比中国更不可逾越,史称“两班制”。李家王族之外,朝鲜人民分为良民和贱民。良民分为四种,互不通婚。即便是最上层的文武贵族也要按照官职高低和任职地点加以区分,俨然韩版“种姓制度”。

  1610年,李氏朝鲜驻北京大使把利玛窦的“坤舆万国全图”带回国内。1637年,昭显世子与李尚庆一同赴京,又带回一批天主教书籍。1784年,李承薰在北京北堂天主堂受洗,成为最早正式受洗为天主教信徒的朝鲜人,回国建立了朝鲜第一个天主教会。1845年,曾在澳门学习神学的金大建在上海成为朝鲜第一位天主教神父。

  自近代以来,一百多年的朝鲜半岛历史的主流是战乱和动荡。1897年,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签订后,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,儒学、佛学的精神支柱迅速崩塌,半岛人民陷入信仰危机。无论是19世纪末刚传入的天主教还是捏造而来的邪教,都获得了迅速壮大的群众基础。

  为了吸纳教徒,天主教往往杂糅本土信仰,借助《三国遗事》的檀君说,认为檀君与基督教的“三位一体”一致。因此促生了一批伪装成天主教的邪教。

  1897-1945年的日据时期,日本殖民者取消了封建的“两班制”,贵族在文化、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被剥夺,引起旧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。迫于压力,日本对贵族和平民区分对待,旧贵族在收买下纷纷投降为亲日知识分子。

  如果大家还记得,我在《新中国为什么独树一帜》中提及的韩国“朝中东”三大报社之一、着名亲日反华报纸《朝鲜日报》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。

  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,形成了“事大主义”的习惯。谁厉害就听谁的,中国衰落后,基督教作为西方势力的代表成为了朝鲜的新靠山。日本惧于西方,不敢对教会轻举妄动。这使得在日本殖民者全面封杀朝鲜语的大背景下,基督教会竟成为日据时期唯一可以合法说朝鲜语的地方。许多朝鲜人为了学习民族语言而信仰基督教,反抗日本奴化教育。基督教在客观上承载了保护、延续朝鲜文化的历史使命。

  20世纪30年代,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统计认为,朝鲜共计1685个贵族家庭,98%以上皆有百年以上历史。也就是说,整个日据时期,朝鲜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变革。保守的基督教反而因为宣传“人人平等”成为社会进步力量,促进了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。基督徒多次组织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,基督教堂定期举行反日集会,干脆成了抗日组织的据点。

  1919年3月1日,朝鲜民族解放运动“三一运动”爆发,基督教彰显了其巨大的号召力,在《独立宣言书》上签字的33名志士中,15人是基督徒。基督教在朝鲜人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,成为了韩国的民族文化和建国指导思想。

  日据时期,基督教遍地开花,韩国邪教也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。罗喆创立的大倧教获得朝鲜抗日分子的追捧,许多逃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均信仰之。全罗南道诞生了普天教,鼓吹帝制复辟,因投靠日本终被解散。

  白白教是日据时期最着名的邪教。初代教主全庭云自称在金刚山修道时受到“神谕”,靠着“驱鬼”和“瞧病”吸引了数千信徒,俨然独立王国。1937年,其子全龙海继任教主后,竟然煽动教徒杀光异己,300余人罹难,日本总督都直呼“残忍”,史称“白白教虐杀事件”。该教又掀起了长达四年的骚乱,日本殖民者大为震惊,铁腕镇压之。全龙海的头颅被砍下,现存于东京博物馆。

  五十年代,朝鲜战争结束后,半岛一片焦土,人民再次陷入恐怖和绝望中,对温饱与和平的渴望转移到神秘主义上,随便冒出一个神棍,捏造一两个神就能迅速获得大批信众。韩国的基督教和邪教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。

  在38线以北,基督徒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。朝鲜战争结束后,基督徒几乎全部南迁至韩国境内。美国也通过基督教会加强对韩国的控制:一方面提供人民亟需的粮食、衣物,心怀感激的韩国人纷纷皈依;另一方面则大力资助韩国教会,成立韩国基督教广播网(CBS),其王牌节目“路德时间”成为不少韩国人的精神食粮。一内一外,韩国的基督教势力空前加强。

  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直接继承了日据时期的官员和政府制度,为了获得旧贵族支持,李承晚又部分归还了日本没收的朝鲜贵族财产。也就是说,新生的大韩民国继承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,保留了宗教盛行的社会土壤。

  李承晚没有理由不用行政手段推动基督教发展——他本人就是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,第一共和国政府总理、9名要职部长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首届国会议员都是基督徒。韩国教会尊奉李承晚为“摩西”,秘书长称“约书亚”。李承晚穷尽手段操控国会、干涉选举时,不仅有美国的默许,还有基督教会的鼓噪——选举是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对决,为李承晚投票是“上帝派给大家的任务”。

  韩国基督教和邪教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出现在“汉江奇迹”时期。

  朴正熙军政府上台后,为争取执政合法性,亟需团结社会力量以笼络百姓,韩国教会就成了最佳选择。当时恰逢冷战高峰,美苏两大阵营在各个领域全面交锋。面对反迷信的社会主义阵营,朴正熙立刻举起反共大旗,大举支持基督教会发展,获得了美国肯尼迪政府的肯定。韩国也因此顺利获得美、日等国的贷款补贴,大幅降低银行贷款利率,加强出口退税。一大批外贸企业迅速腾飞,最终成为韩国财阀。

  事实上,整个冷战时期,只要“反共”,无论是否为邪教,基本主张为何,都被美国扶植为政治工具。统一教教主文鲜明每次被捕,都是CIA出面放人。1960年,40岁的文鲜明带着17岁的妻子远赴美国接受训练,被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接见。迫于美国压力,朴正熙政府不得不解除“统一教”禁令。

  然而,朴正熙时期的经济腾飞并没有改善韩国固化的社会结构,财富大量集中于旧贵族后裔、财阀等少数人手中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底层百姓的生活虽有好转,但多数还是没能分享发展红利。再加上彼时韩国还没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,人民沉溺宗教的社会土壤仍然肥沃。

  在政府资助和政策照顾下成长壮大的韩国基督教会也投桃报李,常常组织大型集会,一方面为朴正熙拉选票、搞关系,另一方面也向社会主义阵营展示“宗教自由”。1973年6月11日,恰逢基督教节日“五旬节”,韩国数百万基督徒在汉城集会。越集会,越能拿到军政府拨款,基督教会也逐渐渗透入韩国的方方面面:收购媒体搞宣传;投资地产、商业;紧密依附财阀、政客,双方互取所需……渐渐地,韩国基督教会成了谁都不敢动也动不了的庞然大物。

  1988年,韩国终于摆脱长达26年的军政府独裁(朴正熙18年+全斗焕8年),第六共和国终于走上了政权民选,自然、合法交替的时代。然而,韩国社会等级森严、阶级明确的状态不仅没有改善,反而更加巩固,仍旧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。

  在经济上,首尔最大、最着名的几座基督教堂均位于首尔的江南区、汝矣岛等富人区。富人成了教会的最大金主,有钱就能离上帝更近。韩国银行、金融业与教会交往密切:银行是帮教会理财,教会则帮银行融资,顺手为金融精英们攀附权贵提供平台——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选择支持教会一样,成天挂在嘴边的“信仰”完全输给了利益。2018年前,占全社会劳动力1%的神职人员根本不用缴税。如今即使纳税也非全额。

  在政治上,韩国政客也未能幸免。现任总统文在寅是天主教人权委员会委员。前总统李明博是基督教会长老,任汉城市长期间要把汉城献给上帝。2011年,李明博在“国家早餐祈祷会”上,当着3500人的面下跪祈祷。

  前总统金大中在军政府时期积极推动民主化,几次被捕,每次都是美国政府出面斡旋才幸免于难。1971年5月25日,金大中一行遭遇朴正熙政府蓄意制造的“车祸”,同车三人和司机均当场死亡,唯有金大中活了下来,只留下终身腿疾。几次大难不死,金大中宣称此为“上帝显灵”,选民很买账。

  不是说好了现代国家要政教分离吗?宗教操纵国家大事,后果有多严重?

  在文化上,基督教成为韩国文艺创作的重要素材。

  孔孝真、苏志燮的《主君的太阳》和权相佑、河智苑的《神父教育》从片名就能看出基督教色彩。讲述丧子之母获得救赎的《密阳》(李沧东主演);包含赎罪的《薄荷糖》、《圣殇》(金基德导演,海报模彷米开朗基罗的凋塑《圣母怜子》)、《撒玛利亚女孩》(金基德导演);李英爱的《亲切的金子》海报模彷圣母造型。

  在法律上,韩国教会得不到法律严惩,反而成为藏污纳垢之处。着名电影《熔炉》是根据光州聋哑特殊教育学校性侵事件改编而来,该校校长正是韩国雾津教会长老。再加上1987年韩国五大洋集体自杀桉、2015年三母子遭十年性侵事件,至今扑朔迷离,不了了之。

  2002年,在创始人赵镛基的操控下,坐拥80万教徒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以高于巿价3~4倍的价格买下其子赵熙俊的《国民日报》股票,教会损失约1200万美元。2014年,赵镛基因涉嫌渎职、贪污30亿韩币,仅被判有期徒刑3年,缓刑5年。

  纵观韩国历史,填补信仰空虚的并不仅是基督教。邪教的发展也迎合了韩国百姓的精神需求。美国扶植的大韩民国染上了西方的“宗教自由”,目前仍没有法律意义的“邪教”,只有破坏性膜拜团体(destructivecult)一说。换句话说,在韩国,无论邪教如何夺权、敛财、性侵,只要不制造流血惨桉,不出人命就不是“邪教”。

  韩国邪教种类繁多:全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(统一教)、新天地教、万民中央教会、以利亚十诫石国韩农复救会、耶稣晨星教会、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、达米宣教会、世界福音宣教协会,天尊会等。

  不过,它们基本具备以下三个共性,大家就当笑话看吧:

  其一,韩国邪教教主均为在“灵修”、“禅修”和“修炼”中突然“大彻大悟”并获得“神谕”、“神启”,从肉体凡胎“进化”为“救世主”、“天国总统”、“基督转世”、“耶稣之子”。

  耶稣晨星教会教主郑明析15岁起便在大屯山修道,日夜祷告不绝,终于感动了耶稣;万民中央教会教主李载禄在修道会上被“神启”,成为“万世之前拣选的神的仆人”;永生教教主崔太敏在金刚山中闭关修炼,“得道”后“普度众生”;上帝的教会教主安商洪更厉害:本人是“耶稣转世”,其妻张吉子荣升“母亲上帝”、“耶路撒冷天上母亲”;统一教教主文鲜明“得道”后认定自己是继承耶稣未竟事业的“弥赛亚”和“救世主”;新天地教主李万熙宣称得到“耶稣的应许”,是“时代的牧者”

  其二,韩国邪教教义往往杂糅多种宗教、科学乃至本土迷信、民俗,漏洞百出。

  为了不让教徒发现教义的漏洞,新天地教为教徒开设培训班和繁重的考核、测试,累得他们无暇思考。

  1954年,文鲜明创立“统一教”,它是杂糅了基督教、佛教、萨满教、阴阳五行、周易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邪教。1971年,文鲜明以“宣传神的旨意”为由移居美国,“统一教”向全球蔓延。目前,该邪教在全球194国拥有300万信徒,以美国尤甚。

  为了证明自己是“救世主”,文鲜明鼓吹“三位一体之变”理论:从上帝、亚当、夏娃变为上帝、耶稣、圣灵,最终变成上帝、文鲜明、文鲜明妻子。因此,文鲜明的二婚妻子是名副其实的“圣灵”。

  文鲜明认为,耶稣的使命是净化人类,但因为没结婚生子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“创业未半,中道崩殂”。为了让人类“重归完美”,文鲜明决定“诞下无原罪的儿童”,于是他与不同的女人一口气生了14个孩子。

  当14个孩子的爹显然不足以“净化世界”,文鲜明要当更多人的爹。他称自己是上帝指令下再临人间的“救世主”,是“真父母”,教徒必须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,认他作父才能成为上帝的“真子女”。

  文鲜明还炮制了一番“换血”理论,认为普通人身上留着撒旦的血,世界因此而罪恶。教主是救世主,因此血液是干净的,女教徒需要“血疗”——与教主发生关系,才能“走向纯洁”。男教徒则要与“血疗”后的女教徒发生关系才能“换血”。

  不得了。女教徒实在太多,文教主忙不过来。男教徒也不少,频繁“换血”让为数不多的“纯洁”女教徒叫苦不迭。统一教转而组织大型跨国集体婚礼,大批底层男女因此走在一起,“统一教”俨然成为韩国最大婚恋平台。在美国,统一教的集体婚礼上,新娘手持AR-15冲锋枪替代捧花,场面壮观。

  同样受益于“换血”的还有耶稣晨星教会教主郑明析。女教徒纷纷拍下裸照,让他集中挑选,夜夜做新郎,直到2007年在中国被捕。

  其三,韩国邪教不择手段寻求权力保护伞,甚至企图实现政治诉求。

  1974年8月15日,母亲陆英修遇刺身亡时,22岁的朴槿惠大受刺激。急于寻求政治靠山的永生教趁虚而入,教主崔太敏又是跳大神,又是通灵术,假扮陆英修说话,朴槿惠信以为真,被崔太敏牢牢控制,百依百顺。崔太敏更称自己与朴槿惠是“精神层面的夫妻”。

  崔太敏死后,其女崔顺实成了朴槿惠的闺蜜和精神依靠。2007年,美国驻韩大使表示:邪教已经控制了朴槿惠的身体和灵魂。2012年总统选举时,新天地教指派万余名教徒以“特别党员”的身份加入朴槿惠所在的大国家党,助力其获选。朴槿惠上台后,崔顺实以非公务人员的身份频频干政,大肆敛财。2017年3月,朴槿惠遭弹劾下台,身陷囹圄,92岁才能刑满释放——如果真能活这么久。

  百年前的中国也在亡国灭种的边缘,为什么没有邪教呢?因为中国在积极的社会思潮(马克思主义)的指导下,以战争手段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,彻底清除了旧社会势力存在的基础,扫除一切害人虫。

  正如《国际歌》所言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,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