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丨张程:明清宫殿紫禁城,藏着哪些中国史?
本文摘要: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题:明清宫殿紫禁城,藏着哪些中国史? ——专访编辑、历史写作者张程 作者 徐雪莹 杨程晨 从象征中华文明初啼的红山大玉龙,到见证汉藏交好的《步辇图》,再到中西合璧的铜镀金写字人钟……故宫文物不仅辉映明清气象,更管窥中华上下五

 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题:明清宫殿紫禁城,藏着哪些中国史?

  ——专访编辑、历史写作者张程

  作者 徐雪莹 杨程晨

  从象征中华文明初啼的红山大玉龙,到见证汉藏交好的《步辇图》,再到中西合璧的铜镀金写字人钟……故宫文物不仅辉映明清气象,更管窥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
  跳出明清看故宫,所见几何?故宫文物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哪些气质?如何见证东西文明相知相会?编辑、历史写作者张程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指出,故宫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例证,折射出中华文明的韧性、开放和包容。此间,人性的光辉亦是故宫重要的历史底色。

视频:【东西问】张程:明清宫殿紫禁城,藏着哪些中国史?来源:中国新闻网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作为皇家宫殿群,故宫历来被视为研究明清两代的重镇。您为何选择跳出“明清”看故宫?如何透过故宫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物精粹?

  张程:故宫虽是明清两代皇家宫殿群,但它更生长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沃土。故宫学这门细分学科,就充分体现了故宫的博大精深,其内涵有以下几点。

  其一,当然是明清历史。紫禁城及其周边附属建筑,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和统治阶层的活动舞台。故宫首先是明清最高权力中心,明清热门事件、重要人物活动的舞台都在这里。

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。盛佳鹏 摄

  其二,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与器物文明。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,故宫凝聚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精髓,成为中华传统器物文明的物质载体。

  其三,故宫文物及其背后的文化。据故宫博物院统计,故宫收藏文物达186万多件,其中珍贵文物比例高达90%,有160多万件,在国内博物馆中居于首位。器以载道,文物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变迁、文物创作者的喜怒哀乐等。

观众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《步辇图》。王丽南 摄

  其四,是文明交流互鉴。故宫不单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明珠,也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结晶。故宫学的内涵,不仅辐射中华大地。中国古代文化始终没有停止对外交流脚步,像故宫钟表馆里收藏的文物,就是东西方交流而来的。现代人谈故宫,往往也不局限于明清历史和文物。

游客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藏品:铜镀金写字人钟。杜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故宫馆藏不同时期的文物,分别有哪些典型特征?

  张程:故宫文物曾一度聚散离合,尤其是到清朝末年和近代,曾有过大规模流失;抗战时期又经历了文物南迁。如今北京故宫所藏文物,包含了考古发现后由国家调拨、政府从文物市场上收购所得、民间收藏家捐赠等,跟明清时期皇家收藏有很大不同。台北故宫博物院,藏品有近70万件,相当于北京故宫文物的40%。

  皇家时期故宫文物收藏的巅峰是清乾隆皇帝时期。乾隆皇帝是一位狂热的文物爱好者,其酷爱盖章更是为人所知。他搜集了很多文物,也制造了很多文物。当时,清朝内务府造办处发展到高峰,每年生产数量可观的工艺品和日用品,摆在现在就是珍贵的文物。

  乾隆花了大量时间,组织人员清点紫禁城藏宝,分门别类。其早期主持的两份藏品整理情况,一是《秘殿珠林》,记录了佛教、道教相关藏品;二是《石渠宝笈》,收录了字画收藏。且此二者不单是藏品目录,还是文物鉴赏手册,对上述藏品区分优劣进行评议。乾隆主持编撰的第三份藏品目录是《西清古鉴》及其续编,登记青铜器藏品;第四份为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整理古籍善本。这四份目录,集中体现了皇家时期故宫藏品的特点及规模。

2015年,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石渠宝笈特展上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张浩 摄

  以上藏品目录,跟现今故宫博物院里的藏品分类是两个概念。乾隆时期,故宫藏品当中是没有唐三彩的,为什么?因为皇宫家国一体,既是上朝理政之地,亦是皇家生活之地。墓葬出土文物作为“彼岸”之物,不可能出现在皇宫。冥器在现在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来源,但不可能出现在皇家时期的紫禁城。像红山文化玉猪龙等藏品,就属于考古发掘以后调拨给故宫的。

  此外,明清时期皇家司空见惯的日用品,如今则成为故宫藏品重要的门类,以龙袍、凤冠、玉如意、碗筷、酒杯等为典型。像故宫馆藏珍宝金瓯永固杯,就是过去皇帝辞旧迎新举办开笔仪式使用的酒器,现在是故宫的“网红”藏品。故宫的珍宝馆、钟表馆,也都由现代人重新布置和展览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极具宫廷特色的盆景类文物。杜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从康熙帝批准西方传教士进入清宫造办处玻璃厂,到马戛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西洋机械钟表,故宫中有哪些文物体现了东西文明交流互鉴?能否讲述其背后故事?

  张程:故宫的丰厚内涵和现代意义,有一层就是文明交流互鉴。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滞,这一历史规律自然表现在了故宫里面。钟表馆里的文物,一部分由清朝封疆大吏采买而来,还有很多是造办处根据西洋钟表的样子改造的。像写下“八方向化,九土来王”的铜镀金写字人钟,就是中西结合、洋为中用的典型藏品。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后,不少器物都进行了以我为主的开发和改造。

  在马戛尔尼之前,也有很多西洋人进入紫禁城,如郎世宁、汤若望、刘松龄等。内务府造办处里,活跃着相当一部分西洋工匠,他们服务于画院处、如意馆、做钟处等地,鉴定西洋制品,传授近代工艺,不仅造办钟表,还造办了天文仪器及西洋近代武器。马戛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贡品之一,有当时非常先进的西欧自来火鸟枪。但非常遗憾,八国联军侵华时占领紫禁城,竟发现这把西洋火鸟枪根本没用过,乾隆拿到后就直接尘封在仓库里。

  故宫中有很多体现中外交流特点的文物,比如现代人非常熟悉的《万国来朝图》上,有荷兰、英吉利、法兰西等泰西诸国贡士,也有日本、朝鲜、安南等周边国家。说明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流是持续存在的。然而,这些交往停留在客观、自然的人员商贸物资往来上,框定在中国历代朝贡体制框架里,并没有实现对西方文化真正有深度、有内涵的取舍和改造。

游客参观《万国来朝图》。张宇 摄

  同时,故宫藏品也反映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,存在“传而不播”的现象,换言之,传播的深度远不及广度。中国有很多器物,造纸术、瓷器、茶叶等,在全球传播,白银不断回流入国,但深层次的文化、理念等没有真正走出去,在他乡生根发芽。中国的士大夫、精英分子并没有像西欧精英阶层那样,主动走向世界,复制本地管理体制,把思想观念和政治文明传播到世界。

  中新社记者:正所谓器以载道,文物之“道”常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气象、文化风俗等相关联。在当代,如何通过文物讲好中国故事?

  张程:通过文物讲故事的栏目、作品不计其数,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。

  第一,不能就故事而讲故事。每一件文物不单是一个器物,也是思想观念、民族文化的载体。所以,讲文物不单要讲文物的材质、尺寸、光泽,还要讲背后的制造者及其思想。制造文物的工匠为何会采用这个材质、这个尺寸?其生活的时代如何塑造人的喜怒哀乐,进而影响文物的呈现?

  第二,要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。全媒体时代,不能只有图片、文字,比如完全可以加个二维码,导向新媒体端,或者基于精美印刷工艺,将图书做成异装书等其他形式,吸引更多人关注文物背后的故事。

  坦率来说,文物和历史文化在整个社会当中,并不算显学。如何同财经、养生、家庭教育这些热门话题相比拼?就必须挖掘文物背后活着的元素,采取通俗易懂、易于传播的形式。

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《甪端》。许建梅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,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,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,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,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从红山大玉龙到《千里江山图》,透过故宫看中国历史,故宫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哪些气质?

  张程: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把器物简单视作器物,而在其中灌注了思想文化、民族精神。借助故宫文物,确能窥见中华民族的若干特质、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些规律。

  首先,故宫藏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。四大文明古国当中,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断裂。故宫能拿出各个时期的文物作为中华民族各个阶段的发展例证,这是相当难得的。中华文明何以抵达今天,未来去向何方?故宫文物提供的历史脉络,为观察当下和预测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参照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:红山大玉龙。史春阳 摄

  其次,故宫也折射出中华文明的韧性、开放和包容。一个固步自封的文明不可能延续五六千年之久。正如青铜器里有铜、锡、铅等,仅采用一种金属锻造青铜器皿不可能成功,文明也是如此。故宫馆藏的很多画像,都是文化互鉴交融的典例。像《乾隆皇帝大阅图》《紫光阁功臣图》,都将西方近代油画和中国古代山水画技法合二为一,在水墨画、线描画的框架内,融入了油画技法。

  最后,故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人性的色彩。人们常说“前朝后寝”,但太后太妃生活的寿康宫区域,其实跟三大殿中后部是平行的。紫禁城家国一体,是成千上万人生活工作的舞台。全国各地青年才俊考中进士,最拔尖的人才能留在紫禁城。他们当中又有很多,仕途在紫禁城起步,宦海沉浮30年,依然在城里弯弯绕绕。他们把宝贵的生命都倾注在了故宫的红墙宫阙之内、宫廷的运转休憩之上。

张程著《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》。董语飞 摄

  内金水河西段两岸一代,曾是明朝宦官聚居区,他们会在那里种枣树、酿酒。文华殿东北,则是很多御医研药、值宿之地,负责故宫成千上万人的健康调理。紫禁城,不仅是24个皇帝的家,还有很多大臣、宫女、宦官、禁卫军,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在此地。他们的人生也和皇帝、和故宫一样宝贵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张程,职业编辑,业余写作者。张程的写作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制度史领域,发表有《明清紫禁城的家风与国运》《“中国之治”的制度史遗产》等文章,出版有《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》《故宫传》《衙门口》《制度与人情》《清朝反贪大案》和“乱世三部曲”等图书。

【编辑:陈海峰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