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·人物丨王巍:中国考古要见众生
本文摘要: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,亲手挖掘中华文明的证据,也在书斋中著书立说,让“冷僻孤高”的考古与众生对话。

  中新社北京2月25日电 题:王巍:中国考古要见众生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倪伟

  王巍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历史学部主任,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,2002年至2016年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、执行专家组组长。

  他是荧屏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,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;他是中国考古的“百事通”,也是热忱的科普者;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,亲手挖掘中华文明的证据,也在书斋中著书立说,让“冷僻孤高”的考古与众生对话。

  考古推手

  教育部请王巍参与审定初中历史课本。他翻开初一教材,开篇是中国史前史,考古成果包括山顶洞人头盖骨、半坡和河姆渡遗址等,1975年以后的考古进展都没写进去。孩子们学的史前史,一直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“限定”。

  王巍着手修改课本,将万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栽培、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、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等加了进去。这些都是最近几十年改写历史的重要发现。

  2019年后,考古成为热门话题,全民关注度陡增。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最为典型,六个器物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特的青铜器。中央电视台将直播间搬进考古现场,王巍作为专家为公众现场解读。

2022年,王巍(右)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查看新出土的文物。受访者供图

  2022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周年。5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,王巍作报告,讲解工程的来龙去脉和成果。工程汇集20个不同学科,将自然科学与考古结合,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。这是中国考古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。向民众普及这一学术味浓厚的项目,也是他的重要工作。

  这几年,荧屏上出现了以考古和文物为主题的综艺节目、纪录片和公开课,王巍成为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。他也堪当此任,当了十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,主编《中国考古学百年史》等丛书,可谓中国考古“百事通”。

  从田野、书斋走上屏幕,王巍的“转变”也反映着中国考古的变化。2022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第101年,进入第二个100年,中国考古不再只是埋头发掘和整理,而是走向阐释,见众生。

  2022年下半年,王巍考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,让他惊喜连连。继早年发现墓葬后,凌家滩又找到了高等级公共建筑的踪迹。一个祭祀坑出土了60多件象征军事权力的石钺,其中一件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。这些发现可能会增加中国文明史的长度。

游客参观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墓葬祭祀区。张强 摄

  离凌家滩不远的浙江良渚遗址,是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有力的证据,内有城墙、墓葬、宫殿、祭坛等。但五脏俱全的良渚文明像一个青年,它的童年时代在哪里?王巍一直想找到这个地方。凌家滩出土了与良渚相似的玉器,被推测是良渚的前身,现在证据链越发完整了。

  “良渚遗址实证了五千年文明,凌家滩高等级建筑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到5350年。所以,凌家滩遗址可能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证据。”王巍说:“这一个‘多’字很了不得。”

出土于凌家滩的八角星纹玉板。史春阳 摄

  主战场与文明源

  王巍入行40年,历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展的全过程。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分为两段,前20年是东亚考古和夏商周考古,后20年主要是田野考古。

  王巍出生于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都是大学生。他初二时插队,后回城当工人,当过厂工会宣传委员、工会副主任、区工会副主席、公社副书记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,他在长春的公社当副书记。

  有一天,他看了一个电视专题片,觉得挺有意思,讲的是十年来中国考古成就,包括秦兵马俑、马王堆汉墓、满城汉墓、殷墟妇好墓壮观的出土场景。

  填报志愿时,他想报理科,但中学时课缺得多,基础不好。厂里老领导无意说了一句: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。他想起那部专题片,报了考古专业。

  23岁时,王巍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。考古学家张忠培坐镇吉大考古,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,造诣颇深,后来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。

  张忠培看重田野考古的当家本领,让学生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,并承担调查全县遗址的任务。王巍跟同学两人一组,趴在沟坎、断崖前看横断面,分析地层,找史前遗物,找到了张家口地区第一个夏代遗存。

  毕业后,王巍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,在北京房山主持了五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掘。他因成功发掘马车而小有名气。墓葬中的木制马车早已朽烂,且随葬时已拆卸,没有完整样子,只有木头腐烂处的泥土颜色、软度有细微差别,王巍却借此发现了21个车马坑。“没什么诀窍,就是土中找土,细致再细致。”王巍说。

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。郭俊锋 摄

  上世纪80年代末期,他赴日本奈良留学三年。他参与的三个考古项目,虽然出土文物很少,但日本同行工作细致,对每块陶片记录经纬度,使用先进的全站仪,数据输入电脑。此外,有两点让他印象深刻,一是大专家给普通读者写小书,亲自做科普;二是国际视野,一有新发现立刻跟中国、韩国等地的发现对比。

  在九州大学拿到首个博士学位后,日本一家国立大学开出不菲年薪请他当研究员,年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。但他回到了中国。

  回国后,面临学术方向的抉择,他向老师张忠培请教,老师说了五个字:回归主战场。当时的主战场是中国考古学,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如云,谜团无数。于是,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历史迷宫,先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宗庙、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项目,均有重要收获。

河南洛阳市偃师市二里头文化商城遗址。周沁军 摄

  那时,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世纪工程已启动,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。王巍承担了西周的研究课题。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项,开辟了多学科参与的考古研究新范式。之后,王巍与专家共同策划,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,尝试以黄河、长江、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,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。

  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王巍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,直到2016年底卸任。项目联合了20个学科、400多位学者,用发掘成果构建理论,让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传说变为实证。

  王巍说,探源工程将散落在全国的史前考古项目结为“联盟”,从各自作战变为集体攻坚,实现目标的统一。“各个遗址的工作开展都有了针对性,那就是寻找证明文明的证据,寻找各自欠缺的要素,最主要的就是城址、宫殿、高等级建筑等。”

  中国考古要从发掘走向阐释

  考古人一半时间在工地,一半时间在书斋。当空头理论家不行,只顾埋头挖宝也不行。从“考古匠”到考古学者的跨越,是每个有追求的考古人的必修课。王巍坦言,中国考古的一个不足之处,不在发掘,而在阐释。

  “我们研究的实物是实际的,但实物本身不说明问题,需要考古人去阐释。”王巍说。

  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分为两种,一是理论建构,二是公众科普。

  与发掘进展相比,中国考古的理论建设稍显落后。中国当代考古缺少独创性、系统性的理论,也欠缺高屋建瓴的考古学家。

  在王巍眼里,前代考古学者中,苏秉琦是真正的理论大师。20世纪80年代,全国各地考古队发现了新东西,都会来北京找苏秉琦看看,答疑解惑。苏秉琦有诗人气质,说话常用修辞,如他用“满天星斗”比喻史前中国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著名论断。他晚年提出六大区系理论,石破天惊,格局恢宏。直到今天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项目,依然在苏秉琦理论的底稿上丰富延展。

  如何在理论上突破?王巍说,一定要扩大视野,不仅要应用科技手段,也要有综合的人文社科知识,拓展出社会考古学、经济考古学、精神考古学等。即使在考古学内部,通晓不同时代和领域,相比专精一个领域,视角也会为之一变。

  苏秉琦做秦汉考古出身,后来涉足史前考古。王巍觉得他能以宏大视野将史前文明联系起来,或许与对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把握有关。“再比如以夏商周的视野,往前去看史前社会,也会有不同视角,因为夏商周时期有了王朝和地方更紧密的联系。”王巍说,“这一点,我是受益于苏先生。”

  王巍今年69岁,虽已是含饴弄孙之龄,但依然每周辗转在全国考古工地上。

王巍。张烨 绘

  对于未来,他希望在考古普及方面再做一些事。除了完善教科书,他还想组织专家编写面向各年龄层的科普书,讲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现的中国历史。

  前不久他去常州考察,当地正筹建一座中华文明主题乐园,将考古和历史知识转化为游乐项目,利用多媒体技术寓教于乐。在王巍看来,主题乐园可大可小,形式灵活,可在全国落地。

  王巍犹记得30多年前在日本时,考古学者周末开讲座,市民买票入场,座无虚席,用笔记本认真记录。看到民众对考古如此亲近,他很羡慕。现在,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土壤,需要努力的,是考古学者了。(完)

【编辑:陈海峰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