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烟“最后一公里”:从力推到“习惯引力”
本文摘要:“您好,我是西城区控烟志愿者,昨天下午1点,‘无烟北京’接到市民对贵店的投诉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。”在跟随胡世卿体验控烟志愿者日常工作时,记者在西城区一家徽菜馆的《劝阻吸烟记录表》中,看到了新添的一笔。

  “您好,我是西城区控烟志愿者,昨天下午1点,‘无烟北京’接到市民对贵店的投诉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。”10月8日,西城区控烟志愿服务队队长胡世卿掀开门帘,掏出了自己的志愿者证件。

  投诉只点明了餐饮店名字,没有具体桌号,但对胡世卿来说,处理这一切已经驾轻就熟。他径直走进用餐区,查看是否有人吸烟、餐桌上是否有烟具、控烟标识是否合格,再仔细观察店内的花盆、垃圾桶、各个角落,看看是否有烟头存在的蛛丝马迹。“工作做细了,控烟才有效果。”

  无论是志愿者还是餐饮店服务员,乃至一名普通市民,在北京,“控烟”已然是一个人人熟稔的概念。2015年6月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控烟令”的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正式实施,条例明确规定,室内全面禁烟,且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、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、体育场、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,均为禁止吸烟区域。

  条例颁布后,从街头闹市到僻静的居民楼,变化翻天覆地。为了一根烟头,社会各界付出巨大的努力,最终让“控烟”,成为整个城市的一种良性“习惯引力”。

  2022年9月8日,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发展报告》白皮书正式发布,测评显示,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保持了“十六连升”的良好势头,并首次迈上90分高位。其中在控烟方面,北京市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。

  “最严控烟令”

  在时任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爱卫会”)副主任张建枢眼中,2015年“最严控烟令”的出台,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——此前的七年间,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,“浪潮”就已日渐形成。

  控烟的“社会共治”,从那时起,就像洇入土壤的水滴,不断扩增着润泽范围。其间,每年北京市“两会”之前,北京市卫生局(2014年与市计生委合并成为市卫计委,2018年市卫计委与其他部门整合组建市卫健委)、市疾控中心、社会组织的专家以及全国政协委员,都会聚在一起,探讨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控烟经验,讨论今年如何写提案,“每一年我们都写。”

  直到今天,“社会共治”仍是北京控烟最为重要的特色。而这座城市的控烟目标,比预期更快地实现了。

  据张建枢介绍,从2012年年底开始,北京市卫生局就着手起草一部与国际接轨的控烟法案,并很快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准,经由市委常委办公会立项。随后,经过两年多的调研,他们一步一步使这部“百分之百”禁止室内吸烟的法案成型。

  不过,从立项到启动,仍不免“一波三折”。

  第一个来“倒苦水”的是机场。“一开始机场坚决反对,说一定要给我们机场‘留出空间’,因为机场候机的旅客如果情绪波动,不让他们吸烟的话,会造成安全隐患。”张建枢回忆道,“当时我们就去机场现场调研,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,比如第二候机楼,二楼有一个阳台,完全有条件建立室外吸烟区。”

  旅馆从业者也提出质疑,“他们觉得,客房在入住期间,就是客人的私人空间,我们不应该限制。还说‘国际上也是分吸烟楼层和不吸烟楼层’,你们这样‘一刀切’不行,等于把我们的生意给断了。”

  但市爱卫会在经过了解后,发现国际上的“吸烟楼层”概念较为陈旧,“如果是新立法的城市,都是不允许的。研究也证明,分吸烟楼层没用,因为都是中央空调,各个房间的空气都是互相流通的。而且工作人员也要进来打扫卫生,也要吸二手烟。”

  在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拟定、进入公示期后,阻碍依旧没有停止。有一条被“拍砖最多”的规定,是要求公共办公区禁止吸烟。当时网络上曾掀起一阵质疑,为什么私人办公区不禁止吸烟呢?

  网友们认为,通常而言,只有职务级别较高的职工拥有私人办公区,“言外之意,就是给这一部分人留了一个口子,就不是一视同仁了。而且领导的办公室别人不进吗?”到了最后定稿的时候,公共办公区和私人办公区的界定不再存在。“只要是室内,除了个人家中,都是禁烟区。”

  2014年底,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正式通过,并于2015年6月1日开始实施。从此,北京市的“最严控烟令”有了法律基础。

  “控烟一张图”

  红灯、黄灯和蓝灯交错闪烁在北京市“控烟一张图”上,它们表明着该地点被投诉的严重程度,蓝灯表示1-2次投诉,黄灯表示3-4次投诉,红灯则表示该场所已被投诉5次以上。自2016年9月上线,这些灯已经闪烁了六年,每一盏的背后,都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

  “最严控烟令”出台后,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,北京市控烟协会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这一数字化平台。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“无烟北京”,拍照上传投诉自己所看到的不规范吸烟行为和位置。这张图同时接入北京市人民政府、北京市卫健委,在“社会共治”的大背景下,政府和民间,形成了控烟的有力闭环。

  退休后的张建枢,担任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。他告诉新京报记者,“控烟一张图”从2016年上线起,每年投诉量都呈现上升态势,直到新冠疫情发生后才开始常态化。截至目前,该平台共计收到市民投诉8万多条。“在我们看来,投诉量的上升,并不见得是控烟形势变得严峻了,反而证明控烟理念和法律意识正在深入人心。”

  刘秀荣也有着相似的感受。在她看来,北京控烟工作之所以成效显著,正是得益于这个城市普遍存在着一种“市民意识”——他们真正地认为控烟与自身密切相关并付诸行动,会拿起电话,对违法吸烟行为进行投诉。“我们在出台法规之前,就对民众进行过调查,‘你对公共场所禁烟进行立法支持吗?’当时,支持者的比例就高达96%了。”

  不仅如此,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,持续地默默付出努力。目前,北京市有14332名注册控烟志愿者,他们来自各行各业,带着“文明控烟”这一共同的愿景,凝成一股机动的“活水”,深入城市的每条支流、每个末梢,成为执法部门的重要辅助。

  各区全新的控烟工作模式探索,结合了政府与志愿者的优势所在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作为丰台区控烟志愿服务队队长,孙亚川明显感觉到,近年来,区政府与志愿者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,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。

  据他介绍,在“控烟一张图”的灯光亮起后,北京市控烟协会将这一信息分配到各区,再由各区队长分配到各个点位,志愿者会赶到被投诉的区域,对违法吸烟的个人和场所管理者进行劝阻。

  在丰台区,面对多次劝阻无效、不进行整改的场所,志愿者们可以开具《执法建议书》,由他们第一时间研判、分析,并向属地下发督办单,这时,一线的执法人员与相关的工作人员联合执法,对违法单位进行处罚,并要求整改。

  “丰台区小屯双林东路x号,一层与二层都设有室内吸烟室(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)。”孙亚川翻出一张2022年3月1日开具的《执法建议书》举例道,当时,丰台区爱卫(创卫)办的执法人员马上针对这一情况,给他发来《卢沟桥街道控烟督查通知单反馈报告》——当地街道立即依法对现场情况进行核实整改,举一反三,对街道辖区内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进行摸排。

  大兴区的“创卫台账”也迈出了关键一步。与《执法建议书》相似,对于多次被投诉仍不整改的场所,志愿者们将其记入“创卫台账”,相关执法人员再依据该台账,进行针对性执法。

  政府的态度和参与,也为志愿者们提供了最关键的保障。每当有“硬骨头”啃不下去、工作无法向前推动时,各区志愿服务队队长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联系区相关负责人,往往很快他们就会得到“收到”的回复。

  孙亚川举例道,家属楼的楼道一直是一个控烟“盲区”,但这个地方又是吸烟“重灾区”,由于很难管理,孙亚川找到了区爱卫(创卫)办的领导,由他们协调当地街道进行处理。

  “最后一公里”

  作为控烟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守护者,志愿者们穿着蓝马甲,穿梭在街道与高楼之间。

  胡世卿今年60岁了,是西城区控烟志愿服务队的队长。通常,他所在的控烟志愿者团队每月要处理上百起投诉。在他看来,前几年,在劝阻吸烟或处理控烟投诉过程中,志愿者们咽下了许多委屈——耐心的劝解常常换来一通指责:“你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,抽烟碍着你什么事了吗?”

  但慢慢地,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,不仅吸烟的市民变得更自觉,场所管理者的控烟意识也在增强。有的饭店甚至建立了《劝阻吸烟记录表》,将控烟融入自己的管理制度。“2022年10月7日,有人在店内吸烟,劝阻后,顾客前往室外吸烟。”在跟随胡世卿体验控烟志愿者日常工作时,记者在西城区一家徽菜馆的《劝阻吸烟记录表》中,看到了新添的一笔。

  在各个控烟宣传点上,志愿者们也见证了北京控烟7年以来的变化。

  “如果您在公共场所劝阻吸烟无效,可打开微信,点击进入城市服务,里面有个‘控烟投诉’。我们收到投诉后,就会安排附近的控烟志愿者来处理。”在大兴区某商场内,志愿者周丽梅正向公众介绍控烟投诉渠道。

  2015年8月大兴区控烟志愿者队刚成立时,只有8名队员,但慢慢地,志愿者们开始“拖家带口”,老人和孩子也出现在控烟宣传的队伍中。如今,这支队伍已经壮大到906人。

  控烟宣传是志愿者主要的任务之一,通常,他们选择将控烟宣传点设在客流量较多的商场附近。除特殊情况外,每逢周六或节假日,志愿者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大商场附近,一遍遍地向公众讲解吸烟的危害、投诉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方法,有时候遇上饭点,蹲在路边啃面包也是常有的事。

  一些商场老板被志愿者们打动,邀请他们进入商场进行宣传,甚至还专门准备了一间仓库,用于存放志愿者的宣传物资。在志愿者们的宣传间隙,为他们送来热水润喉。七年间,在商场吸烟的人越来越少,设在全区商场内外的控烟宣传点,也从32个逐渐减少至如今的1个。

  尽管志愿服务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,但周丽梅总说,自己就是控烟宣传的受益者,最直接的例子,是这也改变了她的家庭——“老烟民”丈夫被她拉来一同做志愿者后,抽烟的次数慢慢减少,没过多久就戒了烟。

  如今,夫妻俩成了这支控烟队伍里最默契的搭档,遇到偏远的投诉点,两人就一同开车前往处理。“控烟这些年,遇到很多困难,也想过放弃,但现在看来,所有的付出与坚持都是值得的。”周丽梅说道。

  事实上,在“最严控烟令”实施之前,许多人都担心难以落地,但2015年以来,北京控烟的效果远超他们的预料。

  当时反对声音最大的餐饮业从业者们发现,实施控烟令后,自家的生意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“消费下滑”。2016年,时任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的齐丰军,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:“北京市施行‘史上最严控烟令’之后,由于不能吸烟,用餐时间缩短,翻台率得以提高,食客的满意度也提高了。”

  市民的感受或许更为直观。马剑在北京生活近50年,目睹了北京控烟前后的巨大转变。让他印象最深刻的,是控烟条例出台之前的一次摩擦。

  当时,他去一家大型商超吃饭,在挂着“请勿吸烟”的警示牌旁,他看到几名超市员工聚在一起,正在吸烟。马剑一时没忍住,上前指着墙上的警示牌提醒,然而对方非但不感到羞愧,反倒理直气壮,觉得自己没错。双方越吵越激动,“那是冲突最激烈的一次,差点跟他们打起来。”

  “现在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。”马剑说,如今即使有个别市民一时忍不住在室内吸烟,服务人员劝阻后,他们也能配合地把烟熄灭。“大部分人都意识到,如果要抽烟的话,必须到室外去。”

  北京市第四次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显示,全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19.9%,提前完成健康北京行动提出的到2022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20%的目标,控烟工作实现“两降两升”,成人吸烟率和二手烟暴露率有所下降。

  “我觉得现在控烟意识已经深入百姓心里了。”张建枢说,“这是大势所趋,社会要进步,历史的车轮要向前走。这是一件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事。”

  新京报记者 徐杨 熊丽欣

  (新京报2022年10月12日第C02版)

【编辑:刘星辰】